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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伦理精神与时代使命

时间:2021-08-31  作者:  新闻来源:   【字体:        】

  摘要:法的本质是实然规则和应然精神的统一,精神通过对规则的指引和评判为法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法的精神应当站在人性的角度以人性需求为聚焦进行阐释和解读,这意味着伦理原则是法的精神的实质内容。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人性需求具有从秩序到自由的时代性特征,由此形成了秩序与自由的两个具有时代性的伦理原则,这也是不同时代下法的精神的具体内容。当下的中国法,既要立足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现实国情,也要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挑战,这种文明的需求决定了秩序与自由成立为法的精神,也赋予当下中国法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法的精神 伦理原则 时代特征 

  

  面对层层叠叠的法律文本、浩如烟海的学理阐释,“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以致“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的应当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透过法的具象,找寻那种使法之为法的规律性的东西,为法提供足够的正当性论证支撑是完全必要的。 

  一、法是实然的规则和应然的精神 

  法是什么?究其本质,法是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 

  (一)法的实然本质是规则 

  人类从原始野蛮出发向着文明持续发展的进步轨迹,使得人类的历程可以在整体上作出野蛮与文明的二分法。 

  野蛮意味着动物本能起到支配作用。除了受到自然力的束缚外,本能天性不会有禁忌和限制,面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动物本能支配的攫取过程就会演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除了血缘之亲外的其他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形成非人化的敌人镜像,割裂碎片化的生活模式下缺乏信任的凝聚剂,由此形成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 

  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是适应群体集聚交往、实现及增进社会凝聚的基本要求和必然成果。迈入文明,人类必须克制其动物本能,不能任由原始冲动宰制下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伤害,因为即便是伤害可能造成的风险都会动摇人际信任这一群体社会的构建基石。人类必须拘束自己的本能天性,禁止会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限制具有伤害风险的行为,惟有如此才能实现、巩固和发展文明。 

  禁止和限制,就是通过为行为划设可以做、不能做、必须做的等级区别。当这种划设的等级区别不是一次性使用而是可以重复适用,不是针对具体某个人而是普遍适用于一定人员范围时,就有了法度的意义。易言之,禁止和限制就是规则。通过设定罚则究责惩过强制人们趋利避害、自畏遵行,是规则的重要实践途径。而究责惩过作为有损特定人员切身利益的措施,往往需要对抗因利益受损可能引起的拒反,必须借助不限于国家权力等强大力量才能实现。这种规则与强制力的结合,就是法。 

  规则作为法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法所作的形式解析,立足于对人类行为划设规则这一法的内容,反映出的是法给人们呈现的外观面貌,是一种关于法的实然描述。 

  (二)法的应然本质是精神 

  规则通过对行为的禁止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侵犯到了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权利。当然,禁止和限制是基于行为会造成伤害后果或具有伤害风险的判断。问题是应该由谁来做出这种判断、怎样进行判断以保证判断的准确性?  

  古典自然法学大家孟德斯鸠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仰出发,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上帝创造和保护宇宙时所依据的初元理性,这是人与其他物质一体受制的不变法则,也即自然法。人为法既是立法者提醒可能忘掉创造者的人类存在物恪尽自己义务的借助工具,也是统摄于自然法之下的人类理性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实际应用。他强调符合民族秉性、顾及国家的物质条件、顾及居民的宗教信仰、偏好等诸多方面内容,是人为法最符合自然的量身定做方式,并将之赋予法的精神的光辉名称。法的精神这一概念得以涌现是以祛魅或现代性的冲击下实证法隐伏着极大的法正当性危机作为历史背景的,法的精神肩负着驯服意志性的实证法使其不流于恣意和暴政从而纾解其法正当性危机这一历史使命,一句话,法的精神是用以正当化规则的,是用以为实然的规则提供应然的指南的。郭道晖先生指出“法的本质,亦即是法的精神”,不过它是“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的本质,是“道德人文类型”的本质,是价值追求的应然本质。 

  漠视法的精神,在司法实践中会导致法律工具主义大行其道的严重危害。法不吝为一个为了实现期望之目的可以填充进任何内容的空洞容器,免不了被利益驱动的人通过想方设法操控法的制定和实施的方式利用其为实现其利益的斗争武器,以致在法律框架内或通过法律产生一种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 

  (三)规则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规则和精神,从实然与应然两个层面对法进行了定义。规则是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形式,它大多有明确的文本,文本中对人们的行为尺度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精神是法在理性思辨中的抽象概括,它大多提炼为简洁的原则,原则通过阐明法的价值追求为其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正当性基础。 

  实然与应然也界定了规则和精神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应然是实然应予追求的目标状态,应然的精神抽象出至善和完美的未来状态,实然的规则必须通过实践理性的认知和创造不断趋向抽象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完善;应然是实然应予具备的基本要求,应然的精神提炼出弃恶向善的起码标准,实然的规则必须通过实践理性的认知和创造严格对标提炼的精神进行具体的修正。显然,在对于法的规范性认知中,精神是第一位,规则是第二位的。 

  二、伦理原则是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作为法的精神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其所谓的法的精神,就是指法与地理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纯粹精神性因素等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应于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这三种政体,以美德、荣宠、畏惧将法的精神予以类型化。 

  需要指出的是,以政体类型归纳普遍精神,欠缺精神作为应然价值应具有的正当性。 

  (一)法必须遵奉伦理原则 

  在文明所提供的诸多制度规范中,伦理作为“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之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是“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的行为规范。 

  最大普遍化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伦理的效力范围很广,是对社会结构中的每个人,也是对具有社会效用的一切行为。另一方面是指伦理涵盖了规制人的行为的具体规则的不同类型。 

  最起码的意蕴在于,伦理规定的是每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背的行为标准,是对人际之间行为的最低限度要求。因为伦理设定针对的是最为抽象的人、最为抽象的人际关系、最为抽象的人的行为,其设定基础是通过这种高度抽象化将林林总总的关联因子排除在外,以此实现设定内容的非个别化、非类型化,从而为所有个别化、类型化的具体行为明确了必须满足的基本底线 

  法实然本质是一种规则,自然也免不了在伦理的包容之内,也应束缚于伦理这一不易之则、当然之理的效力范围,也必须遵守伦理的基本底线,必须符合伦理定律,必须经过伦理原则的校验。 

  (二)阐释伦理原则应当站在人性角度 

  古往今来,对伦理原则的讨论可大致分为物性、神性和人性三个不同类型。 

  康德开启了由物、神到人哲学思维的哥白尼式革命,他认为赋予秩序的能力不可能在客体当中,一定在主体当中,不承认对超越感觉的对象的理性直觉,确定了人类自己作为秩序和结构、普遍有效之原则的来源,由人类主体为客观存在的感觉经验赋予形式,以认知活动的人性角度高扬起人是主体的思想解放旗帜。 

  (三)人性离不开伦理原则对人类需求的关注 

  人性既可以从禀赋之性的角度来做最本质的探讨,也可以通过人类需求得以展现。需求在生理的层面是动物的本能,吃喝拉撒生存繁衍,人也有这样的基本需求;需求在社会的层面是文明的进化,一方面需求的内容及其实现途径受到规范的制约,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可以催生出新的需求。尤其对于人类这一整体而言,需求是对群体共同本质的满足,群体本质决定了需求的基本内容,需求遵守的是群体的普遍规范,群体规范制约着需求的可能空间,需求必须回应群体的发展诉求,群体诉求引领着需求的扩展程度。相较于禀赋之性固有守恒的根本性特征,人类需求与文明发展同频共振的特点决定了其对于人性的体现更为充分和完整,因此更适合于作为从人性角度讨论伦理原则的有用抓手。易言之,伦理原则的提炼总结更应当关注人类的需求。 

  三、法的精神因需求的变迁而具有时代性 

  (一)人性需求的发展变化造就了文明的时代特征 

  在有关历史的诸多假设中,从野蛮到文明的必然进路大概是较为合理的,  

  从野蛮到文明,首先要解决的是消除无序确立秩序的问题。换句话说,秩序是人类迈入文明的首位需求,这也意味着人类首先迈入的是以秩序需求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亦不妨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秩序时代。需求秩序为人类提供稳定的生活期待,避免因强弱易势带来野性争斗的复归,消除自然更替对于按部就班生活的周期性震荡影响,营造生活的平静和谐氛围。 

  如果说秩序是文明的必要前提,那么文明的真正实践就应当是人类挣脱开无往不在的枷锁,剪断自然的脐带不再是自然力摆布的木偶,走出异化的泥淖不再作物役的奴隶,通过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支配生产力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使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这是一个对于“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人类需求,简洁地说,是自由作为人类需求的绝佳例证,更将人类文明带入了自由时代。 

  (二)时代特征通过精神引领塑造着法的价值品位 

  秩序和自由,既是人类个体的生活需求,更是人类整体的制度需求。因为,秩序和自由,这两种需求的满足,都不是任一个体或某个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依赖社会共同体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整体运行模式,只有通过“社会的基本结构”即制度发挥“对团体和个人所进行的活动施加影响”的规范作用、进而“将社会整合成合作体系”才能实现。秩序和自由的需求,确立了制度设定和运行所应肩负的使命、所须达成的目标,也就成了制度的需求。 

  制度对于秩序和自由的需求,决定了制度伦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制度在不同人类文明时代,需要用相应于时代的秩序和自由的伦理原则来进行“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的规范。具体而言,就是用相应不同时代的伦理原则注入和主导法的精神,为实然规则成立为法确立了评判标准、提供了鉴照,为法的实然规则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指明了应然趋向、标树起价值追求,以此塑造了法正当化、理想化的品位。 

  (三)当下中国法律的应然精神具有双重价值涵义 

  当下的中国法应当有怎样的精神选择呢?这无疑是一个很宏大、需要高头讲章详细论述的问题。在这里只能作较为粗略的解析。 

  一方面,解析必须立足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现实国情。转型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朝向“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之路,也是伴随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发展变化的制度变迁过程,“实质在于建构一个能够支持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导致的社会经济生活官僚化,转变为配比于利益主体多元竞争的经济市场化趋势的治理模式。 

  治理模式的制度变迁,意味着当下的中国需要面对着一定意义上秩序重塑的历史任务,有迫切的人类文明对于秩序的需求,秩序的伦理原则理应成为当下中国的法的精神。 

  另一方面,解析必须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挑战。后现代主义实质上代表了人类文明进入自由时代的先引肇端,代表着在秩序之中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个体试图从群体意志的壁垒夹缝中拓宽自由领地的卓绝追求。在当下的全球化世界,国界的藩篱隔绝不了拓展个体自由的人类文明需求。对于自由的需求,是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自由的伦理原则也理应成为当下中国的法的精神。 

  秩序与自由,同时成为当下中国的法的精神,既是历史造成的国情特色,也为中国法律实践出了一道必须审慎解答的时代课题。当然,从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秩序是前于自由的人类文明需求,并且文明不能借由跨越式发展来超越必经的历史阶段,因此秩序相较于自由具有优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