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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辩交易初探

时间:2021-08-31  作者:  新闻来源:   【字体:        】

2002年,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全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后,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对辩诉交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经过多年的争论和试点,如今学界普遍认可了辩诉交易中的合理要素,实务界在司法实践中也进行了有益的借鉴,中央决策者也认识到其存在的价值,在刑事和解、简易程序和认罪从宽程序试行中对其进行了吸收、利用。

与此同时另一脱胎于辩诉交易,形成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侦辩交易却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侦辩交易这一概念最早由司法实务人士提出,虽然在理论界侦辩交易尚未成为讨论热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本文讨论的贿赂犯罪侦查中了,侦辩交易已经广泛运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侦辩交易基本理论

贿赂犯罪是一种高度隐秘性的犯罪活动,其往往处于一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四知状态。虽然根据唯物主义认识观,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是目前人类的能力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必须依靠相应的证据材料才能认定某行为是否存在,进而排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在贿赂犯罪中,存在的有罪证据包括受贿款物的来源、去向,相关证人的间接性言词证据等等,但是如果没有行贿方或受贿方的承认,上述一切证据都会失去价值。因为在贿赂案件中,几乎不存在依靠间接证据定罪的可能性,具笔者了解,实践中也没有一例贿赂案件是完全没有行受贿双方言词证据的。因此,过去存在一些为了获取口供而发生的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违法审讯行为。

随着我国人权意识的不断完善,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保障逐步提高,以及自侦案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全面实施,如何合法有效的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了贿赂犯罪侦查人员面临的首要问题。随着执法文明化要求的倒逼和西方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刑事免责和污点证人制度为人们熟悉,贿赂犯罪侦查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性司法模式”,而侦辩交易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侦辩交易概念辨析

目前,侦辩交易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名称也存在多种形式,如侦辩交易、侦辩协商、侦查交易等。因为该概念脱胎于辩诉交易,又由于侦辩交易能够更好的反映双方主体和概念说反映的内涵,所以笔者采取侦辩交易的名称。

最早提出侦辩交易的司法实务人士认为,“侦辩交易是根据侦诉机关目的的同一性,将诉辩交易由辩诉方之间扩展到辩护方与侦查方之间进行的活动。具体地说,辩侦交易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使被追诉人认罪,以减少认定涉嫌罪名,涉嫌犯罪的数额与情节,或就低使用强制措施,或优先办理案件等为条件,与被追诉人的律师进行谈判,以保证被追诉人对罪行的供述,或者在对其他重罪嫌疑人的侦查中,获得被追诉人的合作。辩侦交易与诉辩交易,共同构成完整的控方与辩方交易,统称为控辩交易。该观点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我国目前侦辩交易主要采取的措施,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仅仅认为被追诉人的主体身份,而忽视了其他因达成交易而未被追诉的人员。而且侦辩交易的主体应该在侦查机关和交易相对人之间,辩护人不具有主体资格,只是交易相对人的辅助人员。

另有学者认为“侦辩交易应当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使被追诉人主动认罪,以向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建议减少认定涉嫌罪名,涉嫌犯罪的数额与情节等为条件,与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谈判,以保证被追诉人对罪行的供述,或者在对其他重罪嫌疑人的侦查中,获得被追诉人的合作。”该观点忽视了实践中大量与未被追诉人之间的辩诉交易,而且将侦辩交易的目的限定为被追诉人主动认罪不符合实践中以落实证据,查实新罪为出发点的侦查思路。而且侦辩交易达成与否,发起权在侦查机关,赞成权在陷入刑事犯罪调查范围的相关人,辩护人不能成为交易相对人。

还有观点认为“侦查交易则是通过与共同犯罪的胁从犯、从犯就供述犯罪事实,证明主要犯罪情节为内容达成协议,作为交换条件,在其如实供述并指证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承诺不予指控或者降低指控其犯罪的一种利益交换。”该观点局限于共同犯罪这一案件类型中显然是不全面的,并且“侦查交易”这一提法无法体现交易相对人的存在和地位。

因此,笔者认为,侦辩交易是指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未被追诉的涉嫌犯罪者及其他相关人员之间,为了避免各自最坏结果,在展开刑事调查到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时间段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协商,从而达成侦查机关不立案、从宽认定减轻情节或建议公诉机关减少犯罪指控,交易相对人如实交代其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证据和其他犯罪线索的一种妥协、合作性刑事司法措施。

    (二)侦辩交易的主体

由于本文限定讨论贿赂犯罪中的侦辩交易,所以侦辩交易的主体之一是检察机关内部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的部门,一般而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反贪局,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

但对于交易相对人的范围就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交易相对人的概念应该从侦辩交易存在的目的出发,实践中,侦查机关优先希望能直接查实犯罪行为全面打击犯罪,但是因为贿赂犯罪的隐秘性、证据来源单一性等原因,侦查机关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惩罚犯罪,而进行一定程度的侦辩交易,以协商、妥协的方式获取证据、查实犯罪以及拓展犯罪线索。因此交易相对人必然是掌握贿赂犯罪证据和线索的人,正常情况下如果掌握情况者如果与本案件无关,就应该不存在提供证据的担忧。因此需要运用侦辩交易来换取交易相对人妥协的,必然是可能因提供证据而损害己方利益的人。

因此,侦辩交易相对人应该包括受到刑事追诉的受贿方犯罪嫌疑人、行贿方犯罪嫌疑人、未被刑事追诉的行贿方或者受贿方、以及其他未实施犯罪行为,但提供证据可能损害其利益的人,如行受贿方的家属等。

至于辩护律师是否可以成为辩诉交易相对人,笔者认为,辩护律师一般不直接知晓犯罪行为,即便辩护律师通过履职知晓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和证据所在地,但是由于我国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侦查机关无权要求辩护律师提供其在履职过程中获悉的犯罪嫌疑人情况,辩护律师基于忠实义务也不应该违反委托人意愿,向他人披露其涉案情况。因此辩护律师不能成为侦辩交易的相对人,当时由于辩护律师主要专业知识,并获得犯罪嫌疑人等委托人的信任,可以从法律的角度为其分析利弊得失,因此辩护律师可以成为交易相对人的辅助人员。

    (三)侦辩交易适用的时间

侦辩交易可以适用的时间非常多,从立案侦查到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时间段,而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设立的初查程序同样也可以适用侦辩交易。但这些正式程序毕竟如冰山一角,只显示出与贿赂犯罪作斗争的一小部分正式程序,而更多在前期进行的线索摸排研判、外围调查等活动同样也存在侦辩交易适用的空间。所以,侦辩交易适用的时间包括侦查机关在接收到案件线索并开始前期线索摸排和外围调查开始直到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止。

    (四)侦辩交易的属性

随着对抗性司法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显现。有学者总结出另一种与之相对的司法模式,“合作性司法,是指控辩双方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共同的诉讼利益而放弃对抗的诉讼模式。”其中又可分为“消极地吸引被告人选择自愿认罪”这种消极的侦辩合作和“协商性的公力合作”这种积极的侦辩合作,侦辩交易应该属于积极的侦辩合作模式中的一种具体运行方式。

侦辩交易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权利,由侦查机关行使还是交易相对人享有也值得讨论。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协商交易模式,就必须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你情我愿”。我国法律已经规定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因此交易相对人对于是否与侦查机关达成侦辩交易,提交可能影响自己的犯罪证据享有自主权。对侦查机关而言,其侦查动机就是全面查实犯罪行为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可以不进行任何妥协就证实犯罪事实,那么侦查机关也不可能接受侦辩交易这一对其无任何利益的侦查手段。因此,侦辩交易是在侦查机关和交易相对人为了防止己方利益受到太大的损害,而选择放弃一部分利益达成的协议。所以侦辩交易部单单是哪一方行使的权力(权利),而是一种双方一致同意的合意性权力(权利),类似于民法中的要约和承诺。

侦辩交易已经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侦查工作之中,被侦查员自觉或不自觉的广泛运用,但是理论界对其却研究甚少,更有甚者对这一司法实践嗤之以鼻,在既未调查研究,也未理论分析的情况下,就一概否定,这并未不利于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法律永远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重视实践中存在的新鲜事物,对其进行理性思辨才能有助于法学的发展。